民族学考研:节庆旅游对羌族地区的影响

节庆旅游对羌族地区的影响

(一)促使羌族地区传统经济活动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羌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羌族人民的现代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不断增强，羌族地区已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模式向以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型。自发展旅游产业以后，羌族地区又逐渐以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向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和多种经营转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多元化。羌族群众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手工艺品、歌舞艺术、民宿、特色餐饮、观光农业等旅游商品，逐步由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向现代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使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节庆旅游开发过程中，羌族人民的经济活动与旅游结为一体，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体。同时，随着节庆旅游客流的增加，游客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又客观上刺激了羌族群众改变自身的愿望，促使其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二)促使羌族群众思想文化观念发生改变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必须以本民族文化自觉为基础。节庆旅游开发推动了接待地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由此引发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唤起文化自觉[1]317。随着羌族传统节日被纳入节庆旅游开发范畴，传统节日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客观上也使羌族群众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促使他们以恢复传统节日、习俗、语言、服饰、歌舞、工艺品等形式来保护本民族文化。不可忽视的是，旅游的介入也促使羌族群众对剧烈的文化变迁面临着理智与情感的两难选择。一面是旅游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一面是传统文化面临流失的风险。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三种社会关系的纵横交错，构成羌村的全部社会联系网[5]71”。随着旅游的介入，羌族人民社会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更多地转向从市场中寻求社会支持，传统上依赖血缘、地缘、行政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断弱化，原来通过祭祀还愿、祈福消灾、娱乐欢度等形式来不断强化宗教信仰、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在节庆旅游中不断消减，释比、民间组织者等羌族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社会作用与地位发生了改变，青年一代又更趋向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客观上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

(三)推动羌族地区城镇化进程

节庆旅游的开发需要整合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以提升吸引力，而这又必须以一定品质和规模的城镇作为载体。近年来，羌族地区紧紧抓住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等重大工程，大力发展节庆旅游、乡村旅游，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一是推动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节庆旅游的开发有效地促进了羌族地区交通、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设施不断完备，为羌族群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基本社会服务，提高了羌族群众的生存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差距，大大改善了羌族地区的环境氛围。二是提高了羌族群众参与节庆旅游发展的程度，羌族地区的新兴小城镇凭借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依托节庆旅游主办城市开辟分会场，把村寨建设成为旅游者体验、观光、康养的目的地，广大羌族群众有机会通过节庆活动展演，旅游接待，特色商品销售等参与旅游发展。随着土地三权分置等政策的落实，又进一步增加了羌族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渠道和资本，促进增收致富。三是带动了周边产业发展，节庆旅游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在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基本需求时，可以有效带动羌族地区生态农业、特色产品加工业、文化产业等的发展，促进产业融合。

(四)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节庆旅游的开发是一柄双刃剑，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城乡的自然和人文生态造成一定破坏。自然生态方面，羌族地区大部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在节庆旅游开发过程中，部分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在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打造旅游景观过程中论证不严谨，规划不合理和重复建设等现象客观存在。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生态环境容量，超规模接待，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同时，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加剧了对羌族地区生态自然系统的破坏。人文生态方面，节庆旅游的开发使原本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民族传统文化被推上“舞台”，在外来信息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含义被重新定义和解释，某些文化符号被曲解和浅表化，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失去了本民族文化固有的内涵。近年来，在举行羌历年活动过程中，那些受游客文化背景、场地等因素难以展示的环节被省略或改编，例如婚庆中的喜事锅庄、葬礼中表演的羊皮鼓舞也开始在羌历年活动中展示，选美、歌舞比赛等现代元素被植入羌历年活动中。

四、节庆旅游背景下的羌族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

(一)坚持发展性保护原则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决定的，都依赖于一定的生境，生境一旦发生变化，其衍生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将发生变化[6]。改革开放以来，羌族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代表小农经济的羌族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生境的变化使传统羌历年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不断流失。节庆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羌历年是基于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改良而成的羌族节日活动，尽管其举办目的、参与群体、活动内容等发生了变迁，但它为羌族传统节日的延续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羌族人民在通过展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获取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使本民族文化向外部空间拓展，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用性，促进文化自觉，进而自发地保护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

(二)坚持羌族人民的主体地位

民族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而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少数民族本身。近年来，在羌历年等节庆活动举办过程中，政府、重要文化机构、公益团体、研究机构等外在因素对羌族文化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传承和再造，作为羌族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者的羌族人民则更多的是被动接受。在今后的节庆旅游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羌族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社区精英、民间组织者、本民族知识分子的带头，探索建立普通羌族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决策的议事机制，将羌历年等传统节庆活动的策划、组织等事项交还给羌族人民，政府、社会团体应回归本位，做好协助工作。

(三)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传统节庆旅游的开发也给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外来文化的强烈碰撞下，少数民族群众亦会出现难以调适的情况。近年来，羌历年等节庆旅游的开发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植被破坏、垃圾污染、传统文化流失等，而这些破坏往往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在今后羌族节庆旅游发展中，政府可从政策、法规等层面加强引导，例如加强羌族文化遗产保护，确立法定假日，加强学校教育，鼓励科研机构加强研究、引进企业进行适度开发等，引导羌族人民、社会各界规范开展节前旅游活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承保护协调发展。